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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陈望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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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陈望道

寄语: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,他的贡献是卓越的;作为学者,他在学术上的成就,同样为世所瞩目。从20世纪20年代起,他就陆续撰写了《作文法讲义》、《因明学》、《美学概论》、《修辞学发凡》等著作,亦文章学、逻辑学、美学、修辞学等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。尤其是他于1932年出版的《修辞学发凡》,莫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,被后人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。

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。他有两个舅舅。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,主张文笔简练,要求文句通顺,因而希望他体会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中文笔的简洁通达。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,爱写华丽的文章,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,并且爱喝酒,一喝酒,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,摇头长吟,得意非凡,但却讲不出这些辞藻用得为什么好,好在哪里。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,长大之后,学了外国修辞学,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,一种是消极修辞,一种是积极修辞。

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。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(又名岛村抱月)、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。坪内逍遥的《美辞论稿》,岛村泷太郎的《美辞学》、《新美辞学》和五十岚力的《修辞学讲话》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。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《美辞学的方法》对学生也有影响。陈望道在早稻田大学虽不是主攻修辞学,但他对修辞学的兴趣和知识很可能是在这时莫立了基础。

从日本回国后,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,并开始撰写《修辞学发凡》。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。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,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。旧稿曾由田汉、冯三昧、章铁民、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。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经过多年试教、反复修改,使之精益求精。

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,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。据他自己所说:第一,当时西学东渐,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,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,中国什么都不行。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,比外国语文低一等,非常气愤,决心驳斥这种谬论,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,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。第二,当时旧的被否定了,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。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。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"花是红的"这类句式。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。

学者陈望道

为了撰写《修辞学发凡》,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,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,撰写了文章学、美学、逻辑学等著作。他认为,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他于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陆续在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上连载了《作文法讲义》,3月底正式出版成书。此书对文章的构造、体制和美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,当时影响很大。

陈望道的《美学概论》,于1926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。该书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"美的材料"、"美的形式"。在"美的形式"一章中所论述的"反复与齐一"、"对称与均衡"、"调和与对比","形式原理"等论题,为后来《修辞学发凡》的辞格研究确立了美学基础。

陈望道的《因明学》一书,于1931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。这是我国用白话文写成的第一本因明学著作,其中有的内容与《修辞学发凡》中的"消极修辞"存在着一定的联系。

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《修辞学发凡》,提出了新的修辞理论,发前人所未发。归纳起来主要有:调整语辞说、总结"条理"与概括"系统"说、"以语言为本位"说、表达论与理解论相结合说、修辞现象发展变化说、"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"说等。《修辞学发凡》还创建了修辞手法"两大分野"的新体系。它把整个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一分为二。凡能使语辞呈现明白、清晰情貌的,称为消极修辞;凡能使语辞呈现生动、形象情貌的,称为积极修辞。

学者陈望道

陈望道撰写《修辞学发凡》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,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。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,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,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,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。因此,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,并产生深远影响。刘大白在《序》中赞誉《修辞学发凡》是我国"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",并且认为出版此书的1932年是我国学术界"最可纪念的一年"。

在该书问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间,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了"修辞热",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。不少修辞学著作都在扉页中注明,在写作过程中,《修辞学发凡》(以下简称《发凡》)是重要参考书。游叔有在《协大艺文》第20期(1927年)所发表的《修辞学漫谈》一文中称赞说:"能融合中西、兼该新旧,为我国修辞学专著者,其陈望道之《修辞学发凡》乎!"他还认为《发凡》具有相当的影响力,指出杨树达《中国修辞学》、徐梗生《修辞学教程》、章衣萍《修辞学讲话》、郭步陶《实用修辞学》等书的问世,均为"陈望道影响之力也"。

50年代问世的一些修辞学著作,如周振甫《通俗修辞讲话》、张照侯《现代汉语修辞》、吕景先《修词学习》、张剑声《汉语积极修辞》等,或在辞格体例上,或在辞格分析上,都不同程度地受到《修辞学发凡》的影响。1963年出版的张弓的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赞扬《发凡》对修辞方式的处理"见解精确,系统清楚"。张志公在《〈修辞学发凡〉给我的教益》一文中则称《发凡》为"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",并说正因为读了《发凡》,才使他认识到"修辞学是-个宽广的,很值得探索的领域,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,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。"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《中国修辞学变迁》一书中说:"在中围,《修辞学发凡》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。"

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,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。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,发表论文多篇。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。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,历时四载。其历史背景是:"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,……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……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,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。"因而讨论中"总的倾向就是革新《马氏文通》以来,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,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"。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、体制、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。

陈望道提出:"根据中国文法事实,借镜外来新知,参照前人成说,以科学的方法,谨严的态度,缔造中国文法体系"的建议,并先后发表了《"一提议"和"炒冷饭"读后感》、《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》、《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》等十余篇论文。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,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。在讨论过程中,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、协调工作,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,求同存异,鼓励大家学术争鸣。这次学术讨论,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。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《中国文法革新论丛》一书,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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